近日，余淼杰教授与孔晓副教授在《前线》杂志发表文章《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现将原文转载如下： 

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

余淼杰 孔晓

《前线》2026年第10期（总第553期）

[摘要] 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经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经济建设的实践淬炼，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实现理论升华，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桎梏。以此为逻辑起点，中国经济学得以在研究对象、价值立场、分析框架、方法论等基础层面实现原创性突破，形成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标识。深化对这一逻辑起点的学理化阐释，对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以本土理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党的领导； 自主知识体系； 有力政党； 有效市场； 有为政府

[中图分类号] F08； F1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6）10-0030-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迫切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全过程，既是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制度密码，也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立足这一逻辑起点，中国经济学得以在研究对象、价值立场、分析框架、方法论等基础层面实现原创性突破，形成以“有力政党、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三位一体为核心标识的自主知识体系。

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阐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回答一个前提性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为何无法在既有经济学框架中得到充分阐释？西方经济学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实践，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生产资料私有制、按资分配、市场机制主导为基础。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的经济制度存在本质差异，这决定了运用西方经济学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具有天然局限。

一是西方经济学难以解释我国长期坚持的战略规划。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干预本质上都是短期的逆周期调节，目的在于使经济重新回归均衡。而我国自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已连续编制实施十五个五年规划（计划）。五年规划并非单纯的短期调控手段，而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战略制度安排：从“一五”时期以“156项工程”奠定工业化基础，到改革开放后的“三步走”战略，再到新时代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的发展始终在党的战略规划引领下推进。这种长期战略规划能力，超出了西方经济学“短期均衡”范式的解释边界。如何阐释大国长期战略规划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统一性，正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回应的重要命题。

二是西方经济学难以解释我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相互配合，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分散的微观主体作出决策，只有当“市场失灵”时，政府才会介入。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了有机统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这种结合是制度化、长期化的安排。西方经济学可以解释“市场失灵时政府为何要干预”，却无法解释“市场有效时政府为何仍要发挥积极作用”，更无法解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制度根源，即有力政党的领导。

三是西方经济学难以解释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弹一星”，到改革开放后的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南水北调，再到新时代的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5G技术等，中国在重大科技攻关和重大工程建设上始终展现出强大的系统动员能力，即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行动统一到国家战略目标上来，实现资源的高效统筹与协同发力。西方经济学虽有“公共品”“外部性”等概念，可以部分解释政府提供基础设施的必要性，却无法解释中国这种“全国一盘棋”式的系统动员能力，更无法解释这种能力如何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

四是西方经济学难以解释我国持续推进的自我改革与制度创新。西方经济学将制度视为外生给定，即便新制度经济学关注制度变迁，也多将其理解为自发演进的过程，难以解释主动的、有组织的、渐进式的改革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党的领导下主动推进的：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破冰，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再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西方经济学既无法解释执政党为何能主动推进改革、以自我革命突破既得利益的阻碍，也无法解释这种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持续释放发展活力。

西方经济学在阐释中国经济发展时存在明显局限，上述四个现象并非彼此孤立，其深层根源在于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缺少“党的领导”这一核心制度变量。照搬西方理论范式，无法完成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阐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战略规划能力、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凝聚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持续推进改革，根本就在于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也就决定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把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作为逻辑起点。

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逻辑起点的理论渊源与历史演进

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逻辑起点，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发展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为其提供根本的理论遵循，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为其提供丰厚的实践土壤，二者共同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筑牢理论与实践根基。

从理论渊源看，政党是具有阶级属性的组织，无产阶级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列宁强调“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巩固政权的根本保证。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协同推进，经济工作关乎政权存续和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由此决定了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与内在使命。政党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领导能力直接影响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变革，进而影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其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正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推动社会形态向更高阶段演进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从历史实践看，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始终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在不同阶段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根据地建设中，服务于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大规模经济建设上，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强调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为党领导经济工作奠定了基本理论框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探索更加深入。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些重要论断打破传统观念束缚，推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进一步丰富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体系。不同阶段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积累了丰厚的本土经验素材。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与世界发展大势，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创新理论，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从经验性知识上升为系统化学说，创立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七个坚持”将“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置于首位，这标志着党领导经济工作完成从实践探索到系统理论凝练的跃升，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范畴。党的二十大把“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部署的首要任务，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并明确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体现为“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已经从一项政治原则发展为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并形成相应的制度安排。党的全面领导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经济治理效能，贯穿经济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塑造了中国经济独特的运行机制和发展逻辑。因此，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是外生于经济运行的某个阶段，而是内生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由此，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逻辑起点，植根科学理论、经过实践检验，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基础。

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贡献

立足于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逻辑起点，中国经济学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局限，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边界，也推动实现了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根本转换；同时，在研究对象、价值立场、分析框架和方法论等基础层面完成了系统性创新。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构成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由此实现了从“中国经验”到“一般理论”的理论提升。

研究对象层面，政党已从经济运行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研究重心也从总量均衡拓展为结构优化。西方经济学普遍将政党和政府视为外生变量，这与西方多党制下政党轮流执政、政策摇摆不定的现实相适应，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党确实难以成为经济运行中稳定的内生因素。在中国，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贯穿经济发展全过程的制度性安排，从战略规划制定到产业政策实施，从宏观经济调控到重大改革推进，党的领导始终内生于经济运行之中，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向、速度和质量的重要变量。政党从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单纯的市场运行”扩展为“党领导下的经济发展”，研究问题从“如何实现市场均衡”转变为“党如何领导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内部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已相对成熟均衡，因此西方经济学更多关注总量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的核心命题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优化结构，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相互适配，因此结构优化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将政党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拓展了经济学研究视域，构成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标识。

价值立场层面，实现了从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西方经济学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把资本积累当作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其理论研究天然服务于资本的利益诉求。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价值立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转换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在生产环节，超越了利润最大化的单一目标，强调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在分配环节，超越了按要素分配的单一逻辑，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分配制度的价值归宿；在交换环节，超越了市场自发交换的工具理性，强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保障公平竞争，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坚持互利共赢，使交换服务于人的发展而不是资本的扩张；在消费环节，超越了把消费仅仅作为拉动经济增长手段的定位，强调推动消费升级、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特别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把教育、健康、技能等人力资本投资置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从以资本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确立起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价值坐标。

分析框架层面，确立了“有力政党、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有力政党是领导核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能够从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统筹协调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效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引导资源向效率高的领域集聚，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有为政府是经济治理的重要主体，通过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职能，弥补市场不足，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正义。党的领导贯穿于政府治理和市场运行的全过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有力政党、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三位一体，形成适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创分析范式，构成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分析框架。

方法论层面，实现了从短期均衡到长期发展，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的根本转换。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为这一方法论转换提供了根本保证。在时间维度上，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历史担当，不受选举周期的短期约束，能够制定和实施长期发展战略，这就要求经济学建立长期发展的理论框架，“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都是着眼长远形成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在空间维度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能够从整体利益出发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就要求经济学超越个体主义方法论，建立整体主义、系统思维的分析方法，“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理念，都体现了整体主义的方法论特征。这种方法论不是抽象的思维原则，而是具体体现为对若干重大关系的科学把握：一是实与虚的关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防止脱实向虚；二是动与静的关系，在动态发展中把握结构均衡，在结构相对稳定中推进动态调整；三是稳与进的关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四是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既立足当下解决现实问题，又着眼长远谋划战略全局。长期发展与整体主义思维，丰富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内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作者简介：余淼杰，辽宁大学校长、教授；孔晓，辽宁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 申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