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学习强国”平台转载了经济学院张丹宁教授发表在《经济评论》2025年第4期的文章《新型创新载体如何促进企业创新的量质齐升》，现将原文转载如下：

导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战略咨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推进科技创新央地协同，统筹各类科创平台建设，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引领作用，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代表的新型创新载体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不仅关乎共性关键技术的供给，更通过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提高了创新质量，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持续动力，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引言

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专利数量呈现井喷式发展。2024年，全球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总量达27.39万件，中国申请量为70160件，是申请量最大的来源国。但在中国创新产出能力持续攀升的同时，专利质量亟待提升的挑战也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制造业。如2023年工业机器人领域，全球专利申请量超22.36万件，中国占据六成以上，但国外权利人掌握了伺服电机、减速器、控制器等关键技术的核心专利，中国权利人的大量专利均布局在机械臂、传感器图像处理等次关键技术上，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极易被“卡脖子”。其他制造业的发展也同样存在着发明专利占比较低、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对外技术依存度高、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不足等发展瓶颈。因此，如何实现中国创新的量质齐升是重要而紧迫的现实问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作为源头创新的重要策源地、颠覆式创新的重要孵化池，新型创新载体是全球制造业强国推动专利产出量质齐升的重要抓手，各国都积极布局。美国的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德国的弗朗霍夫研究院以及日本的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等都在提升本国制造业创新质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地，中国也加速推进了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代表的新型创新载体建设，旨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速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既有研究系统地阐述了新型创新载体建设的必要性，并聚焦其功能定位、组织架构、运营机制和人才培养等核心内容。新型创新载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从两方面展开研究：一是探析新型创新载体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二是将新型创新载体外化为政策背景，探索其对产业和企业创新的影响。但不同类型新型创新载体对特定产业与企业群体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还亟待深入，其中，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果与机制的研究还鲜少涉及，特别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能否促进企业创新的量质齐升、促进机制以及如何更好靶向精准发挥促进作用等核心问题仍有待回答。

文章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聚集于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这一新型创新载体，基于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估计和双重机器学习的方法进行影响效果与机制的探索性评估，丰富且具化了新型创新载体政策效果评价的相关研究。

第二，基于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从结构优化视角出发，融入源头创新、数字赋能和绿色转型三维合一的理念，对高质量专利进行了新视角的界定与测度。

第三，聚焦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增强共性关键技术供给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两大核心功能，对其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量质齐升的影响机制进行解构。

二、理论分析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有两大核心功能：增强共性关键技术供给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前者会产生挤出效应，使得创新数量的增速放缓；后者会提升创新资源集聚效应，使得专利质量显著提升。

（一）共性关键技术供给的挤出效应引致企业创新数量增速放缓

挤出效应最初是指由于政府支出的增长，导致私人部门的消费或投资相应减少的现象。在现有文献中，挤出效应更多应用于产业政策作用过程的分析以及政府债务对企业发展的相关研究。这里挤出效应指的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区域共性关键技术的供给增加对区域制造业企业创新数量的挤出。企业的创新需求分为内部技术需求、行业共性需求和前沿技术研发需求，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设立有助于满足企业对行业共性技术与前沿核心技术的需求，企业仅需要自主研究满足内部技术需求即可，故表现为试点范围内企业专利数量的增速放缓。

共性关键技术供给的增加一方面会对企业创新数量的增速产生抑制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会对创新质量提升产生促进作用。产业共性技术处于竞争前阶段，介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是能广泛应用于不同产业领域中的基础性技术，且多为战略性新兴技术，具有技术复杂性高，创新难度大，研发高风险和高资源投入等特点，其研发成果的扩散和共享能够通过关联效应、激励效应与示范效应对多个产业产生深远影响。此外，产业共性技术还具备准公共物品性和正外部性双重属性：前者说明其供给容易产生主体缺位的问题，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作为国家级的新型创新载体，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正外部性意味着共性技术如果对企业开放，企业可化身为“搭便车者”积极利用，降低研发成本和开发周期，减少共性技术研发，加大自身关键核心技术的培育力度，提升其创新质量。

（二）创新资源集聚效应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引致企业创新质量提升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会加速创新资源的集聚，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共性关键技术的集聚。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注重产业前沿和共性关键技术供给，在政策红利和知识溢出效应影响下，企业的研发活力得以提高，创新边界得以拓宽，因而，企业可以将有限创新资源投入到自身关键核心技术的培育上，创新质量得以提升。

二是创新质量信息的集聚。在技术创新激励政策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掌握企业专利的真实质量，导致企业炮制低质量专利“骗补”现象衍生，而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通常通过设立严格的专利质量筛选机制，提升企业专利成果的技术含量与实用价值。该机制不仅在项目合作、资质认定以及产业联盟准入等环节中形成质量门槛，强化优质专利的准入优势，也在制度层面引导区域制造业企业更加注重专利质量。

三是人才的集聚。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通过推进政、产、学、研、金、介、用的深度融合，在合作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吸引优秀人才入驻企业。此外，在人才培育方面，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还致力于建立健全制造业人才培养体系，支持相关高校设立相关课程、学科或专业，积极利用国家相关人才计划，引进海外制造业高端领军人才和专业团队，打造区域人才“蓄水池”。

四是创新投资的集聚。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企业创新活动往往具有时间长、风险大、不确定性强和失败率高等特征，因此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但是，信息不对称和高市场风险使得传统融资渠道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风险投资成为重要的融资方式。根据斯宾塞的信号理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作为国家级政策设计，其释放的政策利好会得到各行业的关注，缓解投资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增加风险投资，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质量。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进而抑制区域制造业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但会提升其创新质量。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能够促进技术快速转移扩散和首次市场应用，贯通研发、扩散与产业化全过程，构建以市场化机制为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体系，通过企业孵化、种子项目融资等方式，将技术创新成果高效引入市场，促进其快速实现商业化应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提升会增加区域知识溢出，提高企业知识存量，降低行业层面专利的产出，提升制造业企业自身关键核心技术的质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我们使用2010—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专利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新型创新载体对企业创新量质齐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础回归结果显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专利数量增长速度，但显著提升了专利质量。同时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Goodman-Bacon分解、DID识别假设检验、多时点DID异质性处理效应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此外，我们还通过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包括：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重新估计，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使用高维固定效应面板泊松模型进行重新评估，使用PSM-DID方法，调整聚类层级，排除同期其他政策的干扰，并变更企业创新的衡量期限。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机制分析表明，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能够通过促进共性关键技术供给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两大核心功能，进而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量质齐升。异质性检验表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型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功能发挥得更加突出，政策效果更为显著，目前正由量减质增向量质齐升阶段平稳过渡；然而，卡脖子技术突破型中心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数量的带动作用相对有限，仍处在量减质增阶段，其功能需要进一步深化。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对国有企业和专利密集型产业的政策效果更为显著，但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非专利密集型产业的辐射度和影响力还比较有限，其功能覆盖范围还需进一步提升和拓展。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代表，我们利用2010—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专利数据，实证评估新型创新载体对企业创新量质齐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专利数量增长速度，但显著提升了专利质量。机制分析表明，通过增加共性关键技术供给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发挥了显著作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型中心成效优于卡脖子技术突破型，同时，其对国有企业和专利密集型产业的促进作用更强。

基于研究结论的政策建议：

第一，提升卡脖子技术突破型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功能。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差异化发展模式，明晰功能定位，构建差异化评价体系，通过协同创新实现各中心之间的紧密配合和互补以提升整体创新效能。以卡脖子技术突破型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主体，推动政策引导，特别是通过优化专利申请流程、提供专利申请费用减免等方式，降低企业申请高质量专利的成本，激发企业申请积极性。同时，建立完善的技术市场体系，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使得专利的市场价值与应用广度得到有效提升，进而推动高质量专利数量的增加。

第二，提升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区域辐射范围。系统开展全面评估，梳理现有创新中心在产业链环节和地域覆盖上的不足，并推动区域均衡布局，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设立新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支持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促进区域间的创新资源共享。同时，强化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建立区域间创新合作平台，提升创新成果在产业链中的流动性和普适性。

第三，提升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对民营经济创新支撑作用。优化创新中心服务模式，针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非专利密集型产业的特点，提供定制化的技术支持和创新资源对接，降低企业创新门槛。同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强创新中心与民营企业的合作，构建覆盖研发、中试、量产全链条的技术转移机制，助力企业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制定并完善税收优惠和专项资金支持等创新激励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最后，加强普惠性创新平台建设，扩大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积极吸纳中小型民营企业参与，共同推动由量减质增向量质齐升的阶段性跨越，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

张丹宁，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卡内基梅陇卡内基梅隆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学者，现任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创新。出版学术专著4部，在《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中英文高水平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辽宁省教育厅高校人才支持计划等国家及省部级项目20余项。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教育部基金重大项目2项及国家863火炬计划1项。获得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政府奖）、沈阳市十大科技成果奖、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