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大国学节

历史文化篇
宋代金石古器物的大量发现与收藏

    金、石二字连用，由来已久，如《荀子·劝学》中就有“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名句。上古时人经常以“金”指铜（或泛指金属），而金石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铜器和石刻，所以便有了“金石学”这个名称。金石学大兴于宋代，首先是与当时的金石古器物的大量发现及收藏密切相关，也与当时史学发展密切相关。
    与木、革、帛、纸及铁类古物不同，青铜和石刻类古物不易被腐蚀损毁，一般能够长期保存下来。中国青铜器固然早在商周时期即已大量的生产制造 但碑碣刻石之类则迟至汉魏以后才日渐增多，经过数代的积累，到宋代无论地上地下便有了数量可观的金石古器物，而宋人也有可能较多地发现它们。 再加上宋代重视文治，士大夫热衷于治学与考古，收藏与研究金石古器物蔚然成风，仅《考古图》和《续考古图》两书所记就有秘阁、太常、内藏等中央机构和文彦博、苏东坡等著名收藏家，共七十例（重复五例），其中政府、寺院有五例，私人六十家，包括少数民族人扶风乞伏氏等。两书未载的当然还有不少，如《游宦纪闻》书中便提到南宋宁宗时，黔阳单路分炜“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乃精于辨别。”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与《金石录》

    金石学的创立者，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金石考古家欧阳修（1007-1072）。苏东坡评论欧阳修的文史成就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唐朝著名宰相和政论家)，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当时有识之士都认为这是合乎实际的“知言”。由于欧阳修在文坛的崇高地位和人格的巨大魅力在当时已为人所共识，所以其金石考古研究工作自然会迅速引起人们的重视，仿效者一时并起，愈来愈多，蔚为风气。最早直接受到他深刻影响的，是他的儿子，欧阳发和欧阳棐，他们在金石考古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

   在欧阳修父子之后成就卓著的宋代金石学家中，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赵明诚以及他的妻子——以文学名传千古而在金石学方面也颇有造诣的女杰李清照。赵明诚的金石学力作《金石录》，略同于《集古录》而规模大增。这部书不仅渗透着李清照的心血，而且也仰赖她才得以留传人世。
    赵明诚(1081～1129)字德父(甫)，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县)人。其父赵挺之在宋徽宗时官至宰相，因与奸相蔡京争权并“屡陈其奸恶”而两遭贬职。明诚少年时代为太学生，21岁时与比他小三岁的李清照结为伉俪。李清照(1084~约1151)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山东济南市)人。其父李格非为著名学者和作家，得到苏东坡赏识，著有《洛阳名园记》等。其母是状元、大臣王拱辰孙女，也善能诗文。赵明诚极喜文物收藏与研究，经常典当衣物，到东京相国寺买来碑拓、水果，与妻子一边展玩一边吃，从此成为终生不渝的治学“同志”和知己。婚后二年，明诚外出作官，立下“穷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传写未见书，买名人书画、古奇器”。有时因价贵买不起，只好忍痛割爱，“夫妇相向惋怅”数日。夫妇二人除诗词唱和外，便是忙于收藏、研究金石图书；明诚所得俸禄，除养家糊口外，也全部用于购买、修补、勘校装缉金石图书。二人经常忙到深更半夜，互相讨论研究，将结论一一写出。其藏品之富罕有其匹，又考释确当，“纸札精致、字画全整，冠于诸家”。
    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兵俘徽宗、钦宗、六宫皇族并掠宫中古器珍宝北去。赵明诚夫妇南渡江淮，装运重要金石文物十五车随行，其余忍痛舍弃，而锁藏在青州故居十间房屋中的金石文物则“化为煨烬”。后两年，明诚于混乱局势中受命为湖州太守，病故于建康(今南京市)。李清照只身在东南各地颠沛流离，历尽艰险，朝不保夕，数年后十五车文物最终只剩下“残书策数种”。绍兴四年(1134)，她已50岁，翻阅《金石录》，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挥泪写下《后序》一篇，备述著书与遭难本末，抒发其感物伤怀之情。《后序》说她“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德甫在东莱静治堂，装裱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二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

    《金石录》三十卷，著录赵氏所藏金石拓本。上自夏商周三代，下及隋唐五代，共二千种。前十卷为目录，按时代顺序编排，每一目下注明年月和撰书人名。后二十卷为考释辨证，共有跋尾五百零二篇。该书体例仿照欧阳修《集古录》，“鼎、钟、甗、鬲、槃(盘)、匜、尊、爵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知名之人和不知名之人)之事迹见于石刻者，皆是正(纠正、辨正)讹谬，去取(或否定或肯定)褒贬”。
    《金石录》中的金文题跋只有二十多篇，主要部分为石刻题跋。这种情况与欧阳修的《集古录》一样(《集古录》中只有十六篇金文题跋)，而且石刻中也都缺少晋碑，两位作者也都感叹“晋碑难得”。像《集古录》一样，《金石录》除了保存大量丰富具体的实物史料外，还透露了许多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比方说，后世学者根据两书及其他同类专著，结合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弄清了刻石发展的历史轨迹：刻石纪事之风在秦代兴起；在西汉有些衰落；到东汉开始复兴，墓碑和庙碑尤盛；两晋和南朝又衰竭，但北朝却大兴刻石之风，特别是埋墓志于地下之风更盛；至唐代，刻石之风臻于鼎盛，“石壁上的摩崖文字，陵墓祠庙前的石刻记传，地下埋藏的墓志，山巅水涯的题名题诗，造像、经幢的民间记叙，几乎普及到全国各地”。两晋南朝石刻甚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西晋短命，所留自然少，而东晋则干脆禁立墓碑，南朝又承袭此制。欧阳修、赵明诚等宋代学者当时实未发现过晋碑，现在发现有《南乡太守郭休碑》、《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为石刻史上迄今已知的汉伏波将军马援女儿马姜墓志之后第二块妇女墓碑)、《大晋龙兴碑》等九块晋碑，显得非常珍贵。《大晋龙兴碑》型制空前巨大，记载晋武帝在太学举行乡射礼之事，碑阴题名达四百余人，可以看到晋代太学的组织情况。
    金石古器物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信息，治史者应像重视纸印的史书那样重视这些金铸石刻的“史书”。当年李清照进行文学研究和创作，也十分重视金石文物透露的信息，甚至赋诗吟咏，抒情见志，如她在《和张文潜读中兴颂碑》诗中说：“尧功舜德诚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著碑刻铭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夏为殷鉴当深戒，简册汗青今具在。”和此诗时又写道：“君不见惊人兴废唐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魄深如崖。”唐玄宗晚年志得意满，沉湎酒色，信用奸佞，祸国殃民，终于引发安史之乱，险些亡国，而广大无辜百姓则死于非命或流离失所。但在乱后却又立碑大颂“中兴”，真是不知羞耻。李清照并非一般地反对碑碣刻石，而是在研究这块中兴颂碑时联系当时的腐败政治，深刻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黑暗丑陋，道出安史之乱的真实原因和真正的罪魁祸首唐玄宗、杨国忠之流。很显然，她是以托古讽今的手法，暗将矛头直指当代昏君奸臣宋徽宗、蔡京之流，指出正是他们一伙亲手制造了比“天宝之乱”(安史之乱)还要严重的“靖康之难”，因而予以强烈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