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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贯彻“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教学工作走上稳定提高阶段
2011-11-25 15:48     (阅读:)
 

第三节 贯彻“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教学工作
走上稳定提高阶段

  一、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贯彻“八字方针”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的恶化,我国国民经济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为了战胜这些困难和纠正”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文教小组《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报告》提出:“当前文化教育工作必须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高等院校要把提高教育质量摆到第一位。”“必须切实保证教学时间,劳动时间应有所控制。”

  为了贯彻”八字方针”和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精神,东北局宣传部、辽宁省委文教部、沈阳市委教育部和辽宁省教育厅,会同辽宁大学党委,组成联合工作组,从1961年2月至4月,对辽宁大学的教育质量、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执行“双百”方针、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和教训。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关于教学质量问题》、《辽宁大学贯彻“双百”方针的情况》、《辽宁大学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党的领导问题》和《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等五个调查报告。分析研究了这五个方面的情况,肯定了成绩,指出了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其中,对教育质量的调查报告,当时的估计是:有所提高,有所降低。学生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有所提高;基础理论课被削弱,教学质量有所降低。调查报告指出了教学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课程随意合并和打通,破坏了课程的科学体系;二是片面追求开专门化课,搞科研、攻尖端,联系实际,学了就用,削弱了基础理论课教学和学生学习基础理论的注意力;三是提出和采用了“以任务带学科”、“单科跃进”、“抛纲教学”等口号和教学形式,破坏了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违背了教学工作的客观规律:四是生产劳动多、科学研究多、社会活动多,一个时期科学研究成了学校工作的中心,打乱了以教学为主的学校工作秩序。结果,削弱了基础理论课教学,降低了教学质量。联合工作组这五份调查报告,帮助学校顶导认清了形势,提高了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自觉性。

  1961年4月19日,在校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上,邵凯同志传达了东北局哈尔滨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哈尔滨会议对教育质量作了估计,并分析了学校存在问题的原因。指出:一是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认识不足,贪多求大;二是对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处理的不好,发展多、发展快,各方面条件跟不上,影响了教学质量;三是忽视了学校自己的质的规定性,没有坚持以教学为主的原则,没有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生产劳功、科学研究搞的过多。这个分析,完全符合学校的实际情况。

  在联合工作组的帮助下,在东北局哈尔滨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学校从1961年3月起,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学习、贯彻“调整、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精神上来。第一步,着重抓调整、整顿和稳定学校工作秩序:

  第一,调整专业和发展规模。辽宁大学从1958年9月建校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绩很大,俱在专业发展上有盲日求多、求全而脱离实际的倾向。因此,1961年上半年,学校决定:专业设置由22个,调整为10个。即:中文系设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史系设历史学专业;哲学系设哲学专业;经济系设政治经济学专业;外语系设俄语、英语专业;数学系设数学专业;物理系设物理专业;生物系设生物专业;化学系设化学专业。发展规模也严加控制,学生人数由原定的7,000人,调整为2,500到3,000人。于是,在学校发展规模上出现了一次大起大落的局面。比如:1960年招生1,371人,1962年压缩到370人,1963年--1965年分别招生493、453、454人,也没有明显增加。

  第二,调整教学计划,增加基础理论课教学和补课时间。针对1958和1960两年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过多,并采取“以任务带学科”等教学形式,严重地削弱了基础理论课教学,降低了教学质量的情况,1996年4月,校委会先后做出了修订教学计划和补课的决定。营先是根据以教学为主的原则,调整了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者的关系,将过去每年两个到两个半月的生产劳动时间,调整为每年平均五周;科学研究结合学年论文(作业)、毕业论文(作业)进行,不另安排时间,保证每年教学时间不少于八个半月。其次是减少专门化课,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补课。应届毕业班和63、64、65届,基本上停开专门化课,用以补基础课,让学生把最基本的东西学到手。应届毕业班补课时间不足,采取延长学习期限和减少劳动的办法解决。再次是加强基本技能,训练,理柯加强实验课和习题课,训练实际操作和演算能力;文科普遍开设写作课,配备有经验的教师上课,加强写作能力培养。

  第三,以”选”、”借”为主,解决教材问题。教材建设是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之一。1961年3月2日,学校传达了中央关于高等学校教材工作的指示。中央要求:高等学校教材建设要分两步走,“先解决有无,再逐步提高”。对现有教材建设要本着“未立不破”的原则。采取“选”、“编”、“借”的办法解决教材问题。要做到”从无到有,课前到手,人手一册,印刷清楚”。根据中央关于教材工作的指示精神,学校成立了以副校长张革中为首的教材评审委员会,并从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以“选”、“借”为主解决教材问题的方针。自编教材数量不宜过多,以便教师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钻研和掌握教材,提高教学质量。由于学校采取的方针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因而教材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第四,健全制度、整顿纪律。制度和纪律是稳定学校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1961年4月,在校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做出了稳定教学秩序的几项规定。明确宣布:教学计划上规定的课程和学生的学习时间,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变动,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变动时,必须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同时,加强了对学生的纪律教育,张萃中副校长分别在校部、二部作了两次报告,向学生提出了严格的纪律要求,并对违犯纪律、无故旷课的22名学生,执行了纪律,给了处分。另外,还进一步明确了各行政单位的职责范围,加强横向协调,加强为教学、为基层、为师生群众服务的思想教育,努力使学校各项工作走上以教学为主、为教学服务的发展轨道。

  第五,重新任命教研室主任,强化基层教学组织。在实行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大搞群众运动时,教研室形同虚设,不能发挥作用。贯彻“八字方针”,强调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学校子1961年3月,重新公布任命了87名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强教研室的领导力量。各教研室也都加强了教学研究工作,很多教研室都从对教学内容的一般研究,深入到围绕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开展学术性讨论。

  第六.精减职工,调整教师队伍。1961年5月间,中央确定了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的方案。6月,党委和学校决定,1960年以后抽调出来的预备教师,除搞行政和党务工作的以外。一律归队学习。7月开始,搞精减职工工作,到1963年1月,共精减职工(包括调整支援其他单位的)763人。这些同志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服从组织安排走上了新的工作和劳动岗位。还有职工家属还乡69户,226人。

  贯彻“八字方针”,经过半年多的调整与整顿,学校的任务、专业设置和发展规模已经确定下来;以教学为主的学校工作秩序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师与生、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也已经初步调动起来,教学质量在稳步提高。

  在1961年:

  2月27日,中共沈阳市委任命白晶泉同志为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

  3月9日,辽宁大学图书资料委员会成立。陈放任主任委员、刘春升副任主任委员。

  1961年3月29日,中共辽宁省委批准,赵湘垄同志任辽宁大学党委第二书记。

  4月12日,中共沈阳市委同意任命杨俊超同志为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

  10月5日,市委指示:在党委第一书记邵凯,第二书记赵湘荃因病休养期间,由陈放同志代理党委书记工作。

  二、学习、贯彻《高教六十条》,在调整、整顿基础上,着重充实和提高

  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中央批示指出:目前在高等学校工作中,应该着重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时间,应该安排得当,以利教学。

  (二)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

  (三)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

  (四)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

  (五)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61年10月9日,校党委、校委会召开各系总支书记、系主任和党委、行政部、处长联席会议,传达贯彻《高教六十条》?随后组织全校师生学习讨论,并把它作为整风、轮训干部的重要学习文件,边学习、边贯彻。在重点抓调整和整顿的基础上,贯彻《高教六十条》,把重点放在抓基础课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的提高上。

  第一,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办教育、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教师。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关心、尊重、信任知识分子,调动起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才能办好学校。校党委在1961年5月至12月的整风中,检查了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对中老年教师估计偏低,要求过高、过严、过急的问题,端正了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提高了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自觉性。从1961年10月开始,党委对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遭到批判和处分的同志,以及1958年以来被“拔白旗”的同志进行甄别。到1962年9月,共甄别了464人。凡彼错批判的一律给以平反,彼错处分的一律给以纠正,撤销原来的处分;并给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同志赔礼道歉,做“解疙疸”、消除影响的思想工作,调整党内、党外关系。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中,还安排一批教师参加校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担任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井让他们有职有权,发挥专长,参与学校管理工作。特别是1962年3月,在“广州会议”上,周思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讲话时强调:”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4月18日辽宁大学传达了这次讲话,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心情激动,感谢党的关怀、信任和理解,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全校内开始形成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分子的风气。是继1956年之后,又一个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较好时期。

  第二,判定规划,明确奋斗目标和实施步骤。设计目标规划是领导者的一项根本任务。贯彻《高教六十条》时,学校从1962年4月到1963年2月,在李光灿副校长的主持下,先后制定了《辽宁大学科学研究三年(1962至1964)规划要点》、《辽宁大学师资培养工作三年(1962至1964)规划要点》和《辽宁大学试行高等学校工作条例十年指标和五年规划要点》。这些规划都是在《高教六十条》的原则指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制定出来的。《十年指标和五年规划要点》.对建校以来的主要成绩和主要问题,作了比较客观、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对学校工作提出了比较明确也比较切合实际的奋斗目标和具体实施步骤,并把十年指标划成两个阶段:前五年着重打基础,后五年着重抓提高。

  1962年4月,学校确定备专业重点培养教师114名,由学校和各系创造条件,进行重点培养。

  第三,在制定规划的同时,抓了制度建设。为使学校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使人们都有明确的行动准则,积极而有秩序地工作,学校陆续恢复、修订和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在全校公布实行。其中有:《辽宁大学学生守则》、《辽宁大学学籍管理暂行规定》、《学生请假制度》、《关于教师考核工作的暂行规定》、《关于教师职务名称的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选送教师到外校进修暂行办法》、《关于提高教师外语水平的暂行规定》、《关于保证教师业务工作时间的暂行规定》、《实验员工作条例》等等。还从1962年到1963年2月,根据《高教六十条》规定的原则,参照北京大学的经验,先后制定了《校的领导制度》、《系的领导制度》、《校、系职权的划分》和《教研室的工作制度》等四项基本制度,从纵向方面,对校、系、教研室三级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有利于加强纵向协调,提高工作效率。

  第四,在教学上强调加强“三基”,即加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配备有教学经验的教师教基础课,取消”接力课”。新教师上课要经过预讲,以确保教学质量。

  1962年10月6日,辽宁省教育厅召开厅务会议,讨论辽大1962一1963学年工作计划时也强调,过去几年欠账太多,要搞好补课和基础课教学。

  第五,调整校务委员会。贯彻《高教六十条》后,学校开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962年12月24日.经辽宁省人民委员会批准,调整组成了辽宁大学第三届校务委员会。委员会由37名委员组成,苏生为代理主任委员,张萃中、李光灿为副主任委员。校务委员会是学校行政工作的集体领导组织。学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由校长提交校务委员会讨论,作出决定,由校长负责组织执行。为了发挥行政指挥系统的作用,克服党组织包揽过多的现象,按照《高教六十条》的规定,把党的领导权力集中在学校党委,总支对系行政起保证监督作用,支部起保证作用, 1962年3月,党委决定撤销教学部。

  第六,加强后勤保证工作,减轻各系的事务负担。把困难时期分到各系办的食堂,收回总务处统一管理,把仪器设备管理和印刷厂,划归总务处领导。 1962年3月,总务处总支在第二次全处党员大会上强调:“根据《高教六十条》的规定。总务处的任务就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为师生员工的生活服务。因此,必须在总务部门职工中加强思想教育,树立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生活服务的思想,要时时处处考虑教学需要,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生活。”当时后勤职工既要在校内为教学、科研、师生员工生活服务,又要到校外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社会调查、现场教学等活动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他们克服人力、物力困难,较好地完成了校内。校外的后勤保证任务。1962年还完成了1,060平方米的生物实验室建设任务。

  贯彻”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纠正了教育大革命中一些违反教育规律的错误做法,建立了以教学为主的正常的学校工作秩序,教学质量在不断提高。当时全校各专业共开出基础课116门,据检查分析,教学质量好的有40门,占34,5%;一般的60门,占51,7%;较差的16门,占14,5%。大多数学生基础课学的比较“深、宽、牢”,基本技能训练也得到了加强。

  在1962年:

  9月,省委决定,调党委第二书记赵湘荃同志到黑龙江省工作。

  10月27日,校基层工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选出第二届基层工会委员会。汪迟同志彼选为工会主席,彭清源、周盾泉、工冠五、秦国华同志彼选为副主席。

  11月1日,中共辽宁省委决定,调陈放同志任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放同志调离后,由苏生同志代理校长职务。

  三、召开第二次党员大会,继续贯彻《高教六十条》,着重落实规划和制度

  1963年1月17日至19日,举行中共辽宁大学第二人党员大会。全校676名党员,出席602名,缺席74名。党委书记邵凯同志代表首届党委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加强党的建设,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材而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一个时期出现的比较突出,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井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主要是:一、1960年在考虑学校的发展上有贪大、图诀、求全,片面追求数量的偏向。对教育工作必须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认识不足,对培养人材的中心问题是质量理解不够;二、1960年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安排过多,忽视了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学校秩序比较混乱;三、一个时期忽视了同党外教师的合作,对他们要求过高、过急,方法简单粗暴,严重地挫伤了教师们的积极性;四、党的组织包揽行政事务,影响了行政指挥系统作用的发挥。报告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又一次强调:学校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它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人力、因而必须以教学为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学校不是生产单位,不是科研部门,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不能安排过多,不能影响教学,更不能代替教学。

  在党的建设方面,大会决议强调:党要管党,要管好党员.特别是要管好干部。必须用更高、更严的要求教育提高干部和党员:用更高。更严的要求挑选干部和接收党员。对于部和党员中的不良倾向,必须进行严肃的教育和斗争。

  大会选出第二届党委委员21名。邵凯、苏生、江迟、白晶泉、杨俊超、张萃中、李光灿、吴玉华、赵连顺当选为常委委员:邵凯为党委书记,苏生、汪迟、白晶泉、杨俊超为副书记。

  大会还选出11名监委委员,苏生兼监委书记。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全校师生员工积极响应。4月1日,雷锋同志的生前战友陈广生来校给全体民兵作雷锋生平事迹的报告。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以后,促进了师生员工学习毛主席著作,推动了助人为乐做好事的活动。到1965年纪念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两周年时总结,助人为乐做好事已蔚然成风,收到校外表扬信200多封。很多学生准备了理发工具、修鞋工具,为群众义务理发、修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备有。“针线包”,而且新老生届届相传;还出现了参加社教的学生,带头跳到流着冰块的河水里,推出大车、救出产妇和在哈尔滨休假的学生,不顾个人安危,跳进江里救出三名溺水女青年的动人事迹。

  3月28日,召开全校教师大会,李光灿副校长作关于师资培养工作的报告。在师资培养三年规划和学校的十年指标、五年规划要点公布实施以后,学校从各方面抓落实,抓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的提高。师资是办学的关键。师资水平的高低,决定培养人才的质量。因此,学校通过各种形式抓教师进修:-是通过教学实践和准备新课培养提高:二是组织讨论班、学习组集体进修;三是通过承担科学研究任务锻炼提高:四是送校外短期或长期进修;五是参加校内外学术活动、请校外专家讲学。还给老教师配备了助手,为青年教师确定了指导教师。李光灿副校长的这次讲话和随后给全校青年教师作的《进修与治学问题》的报告,对师资培养提高工作提出了系统的要求,形成了当时师资工作的一套章法。

  1.明确目标,严格要求。除提出红与专的明确要求外,强调师资培养要出人才、出成品、出经验:教师治学要有严格的要求、严肃的态度。严谨的方法:教研室要过好教学、科学研究、培养研究生“三关”。要求教师要肯坐冷板凳,苦练基本功,读书搞资料,每人要搞一万张卡片。

  2.选苗子、拔尖子、引路子。选苗子就是强调成材率。要有必要的调整和淘汰;拨尖子就是确定重点对象,创造条件,给以特殊培养;引路子就是请校内专家作导师、校外专家讲学,为教师进修引路子。从1963年5月10日到9月21日。先后邀请17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介绍治学方法和经验,不仅活跃了学术空气,也为教师治学引了路子。要求老教师的助手、徒弟也是首先摸清、学习老教师的洽学路子,然后创造自己的治学路子。

  3.建立制度,严格检查。要有规划制度,校、系、教研室和教师个人都要有长远的原则规划和短期的具体安排;要有重点检查和一般检查相结合的检查制度;要有考核制度和总结制度。

  这套章法的贯彻与实施,使师资培养工作走上了有领导、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的健康发展轨道。大部分教师在个人总结中认为:“这段进修有成效,收获很大。”

  1963年4月20日,根据市委的统一部署,学校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五反”运动,到1964年2月5日结束。

  开展“五反”运动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机关革命化和人的思想革命化,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革命化问题。在前三反中,学校领导干部“洗澡下楼”,普遍进行了思想作风检查。

  着重解决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教学,一切为基层、为群众、为教学服务问题。“五反”运动也是对群众进行的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师生在运动中进行了“三算”、“三比”活动。“三算”就是算经济上的损失浪费账;算损失浪费对教学、科研和生活的影响帐;算损失浪费对师生员工思想的影响帐。”三比”就是与工农思想比;与雷锋、好八连事迹比;与对待个人私有财物态度比。目的是树立勤俭办学、爱护公物、艰苦奋斗的好风气。“五反”还使师生员工认识到.学校里反对铺张浪费、进行增产节约,最关健的问题是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学校领导和全校师生员工,都应为此而努力。

  在后两反中,查处了21个有不同程度贪污盗窃问题的人。

  5月24日,学校召开系主任会议,总结期中教学检查情况,并听取哲学系、外语系和物理系的教学工作情况汇报。他们介绍了抓教师备课,加强教研室的教学研究工作,解决教学内容中的重点和难点;贯彻“少而精”原则,让学生把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真正学到手;文科抓写作课,理科抓实验课和习题课,加强学生的基本功训练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在这次会上和在其它大小会上,张萃中副校长多次强调:“要特别重视基础课,练好基本功。要教育学生认识到学习是终身的事业。大学学习对今后的科研和工作,还只是打基础阶段。必须打好基础,以后在学习上才能有所发展和创造。”

  6月7日,党委召开全校教师大会。邵凯同志作了《关于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指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党、团组织的任务,也是全校人员的共同任务。教师要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通过自己的教学活动,主动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用自己的思想和作风积极地影响和教育学生。教师们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培养坚强的革命接班人,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教师负有重大责任。教师要教书教入,不仅为”经师”,还要为“人师”。有高标准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标准的学生。教育者要先受教育,教书教人,也是教学相长的过程,当时学校党委和教师都重视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学习目的教育,在学生中形成了较好的风气。

  8月12日学校隆重集会,为63届873名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他们是1958年入学的,是第一届五年制毕业生。

  1963年9月15日是辽宁大学的校庆日。14日,全校师生员工集会,热烈庆祝建校五周年。

  五年来,辽宁大学已在三所专业院校的基础上,建设成一所初具规模的综合大学。现有9个系、 10个专业,学生4022名。有27个实验室,两座图书馆,藏书88万册。

  五年来,教师队伍成长较快,各专业都已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骨干力量。一大批青年教师已经成长起来,占任课教师50%以上,而且多数教师都系统讲过两遍以上,教学效果较好。

  五年来,全校已发表科研论文和专著234篇(部)。其中有些是在理论上和应用上很有价值的项目。在秦耀庭教授主持下,由吴必强、张寿请等同志合作进行的“榨蚕饰腹寄蝇的研究”,取得重大科研成果。后来在1980年获农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国家发明二等奖; 1981年获辽宁省重大科研成果一等奖。郭第渐的论文《结构的最优设计》、刘祁涛的论文《铁(II)与3.5--二磺酸邻苯二酚络合物的分光光度研究》、朱眉叔的论文《梁启超与小说界革命》、江超中的论文《解放区文艺概述》、王荣堂的专著《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陈光崇的论文《关于范晔后汉书的几个问题》、宋则行的论文《关于消费资料生产在扩大再生产中的制约作用问题》等等,都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五年来,先后有3,473名本、专科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其中有首批(63届)五年制毕业生873名。他们中百分之八十五分配到辽宁各地,其余的分配到全国各省、区,远至青海、新疆等地,从事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经济管理和机关实际工作,不少已成为工作中的骨干。医学昆虫专家薛万琦,就是辽宁大学生物系63届毕业生。他毕业后从事蝇类生态规律、区系分布的调查研究20多年,取得了世界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到1986年,他整理出麻蝇等4个科的标本,有110个“属”、300多个“种”。其中,属于国际上第一次发现的”新属”和“新亚属”各1个,新蝇种73个,并增加了105个蝇种的国内新纪录。他用中外文写出科学论文40篇。发表在国内国际重要学术性刊物上,受到美国、日本、荷兰等国学者的高度重视。1986年曾应邀参加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双翅目昆虫学术会议。他的这些成就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取得的。在动乱的十年里,他顶着“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一边挨批判,一边搞研究,没有经费,就用自己微薄的工资,自费搞科研。他在谈到自己的成长和学校对他的影响时说:”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是一时一事的,而往往是一生一世的。”

  五年来,学校还先后办了10个专业的夜大班和4个专业的函授班,在籍学生最多时达到3,403名。

  10月16日.学校举行首次学术年会,庆祝建校五周年。除全校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参加外,还有省内科研部门,高等院校党政领导、专业教师100多人参加。黑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天思、、哈尔滨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杜若牧也带领部分教师,参加了大会。大会由李光灿副校长主持并致开幕词,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异云、省科委主任柳文也到会井讲了话。会上宣读和讨论的科学论文76篇。这次年会,既是对过去科研成果的检阅,也是对以后科研工作的推动。根据学校发展规划的要求,近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为教学服务,结合教学进行。通过科学研究,解决基础课教学中的主要疑难问题和薄弱环节;结合准备专门化课,进行若干专题研究。实践证明,这个要求是符合学校实际的。通过科学研究,提高了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

  11月曰4日,校务委员会开会,专门讨论了贯彻“少而精”原则问题。教育部八、九月间,在北京召开直属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工作座谈会,会上强调: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是当前执行《高教六十条》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当前提高教学质量的中心环节,必须切实做好,校委会在讨论中也强调:在教学中必须贯彻“少而精”原则。“少而精”的中心是“精”,要精选教学内容,精讲多练,保证学生把基本的东西学到手,巩固掌握和熟练运用。备系、各教研室也都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并采取措施认真贯彻。其中最主要的是明确设课目的,精选教学内容,削枝强干,讲清基本理论。以古汉语课为例,他们明确在教学中讲文选课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语言材料的感性认识,为理性认识古代语言规律打下牢固基础。它与古代文学不同,着重讲语言因素。在语言因素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五部分中,又着重讲与提高古书阅读能力直接有关的词汇和语法两部分,而且突出古今汉语的相异点。明确了目的,精选了内容,突出了重点,避免了与其它课程的重复。“少而精”,提高了教学质量,贯彻“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使辽宁大学同全国各高等院校一样,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纠正了一些“左”的违反教育规律的错误作法,建立了以教学为主的学校工作秩序。调动了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师资培养规划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教师进修提高已走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的健康发展轨道,科学研究方向明确,学术活动活跃,科研成果显著;政治工作得到加强;学生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人们普遍认为,这个阶段是辽大建校以来的最好时期,是辽大的”黄金时代”。但”左”的指导思想并来得到彻底解决,学校出现的好势头,在此后不久,又受到干扰,以教学为主的学校秩序又受到冲击。

  在1963年:

  3月14日,校刊《辽宁大学》复刊。这次复刊共出120期。到1966年5月31日,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停刊。

  3月22日,沈阳市召开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代表大会。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被评为市先进集体(代表为陈光崇),廖新泉、杨继纶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秦耀庭为特邀代表。

  3月27日.召开共青团辽宁大学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表奖了246名优秀团员,选出第二届团委委员25名。刘文著、杨素秋为团委副书记。

  6月18日,辽宁省教育厅负责同志,在辽大召开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学院、沈阳师范学院负责人会议,研究大专院校调整问题。根据辽宁省委的决定,将辽宁大学的生物系调整给辽宁师范学院;将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调整给辽宁大学。根据这个决定,8月28日,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85名学生,12名教师,调入辽大历史系。生物系,经过校、系负责同志多次争取,省委同意暂缓调出,得以保留下来。但从1962年到1971年,长达10年之久一直没有招生。

  1963年6月初到1964年1月末,中文、经济、哲学三个系的三、四、五年级学生5阴名、教师78名,先后分四批,分别到金县、盖平、营口、开原等四个县所属的六个公社,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过一个半月或三个月的时间,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阶段。

  从1962年10月10日到1963年9月20日,校图书馆对馆藏图书进行全面清点,清点结果:全馆藏书745,66了册。其中:中文图书622,890册;外文图书122,777册。

  1963年9月至10月,学校进行了调整工资工作。上校教职工总数1,615人。属于升级范围的1,529人,实际升级的594人,升级面为37.58%。

  12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调苏生同志到中央监委驻粮食部监察组工作,1964年1月8日,苏生同志离校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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