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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传达《5.16 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
2011-11-25 15:51     (阅读:)
 

第三章 “十年动乱”时期的辽宁大学
(1966.5--1976.10)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动乱。它给辽宁大学造成的损失、给广大师生员工带来的灾难也是极其严重的。长期不上课,六年不招生,使人才培养工作中断:有350多人被批斗,有12人被迫害致死;物资损失严重,精神创伤所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第一节 传达《5.16 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下旬,校党委在党内传达了中共中央《5.16通知》,并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成立了以党委书记邵凯同志为首的辽宁大学“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开始搞“文化大革命”。《5.16通知》号召全党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过去认为阶级敌人只是”一小撮”。《5.16通知》提出的却是“一大批”。对我国阶级形势和政治状况的这种估计,使大家感到震惊,感到惶惑不解。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2比《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6月3日,辽大出现了把矛头指向学校领导,要赶走一位副校长的大字报。同时,也出现了持不同意见的大字报。

  6月5日,一些学生在学生一食堂围绕这两张大字报的不同意见展开了第一次群众性大辩论。党委发现后,立即指示各系党总支做学生工作,力图把这场群众运动引向有组织有领导的健康发展轨道。但党委的这种做法,被“造反派”指责为镇压群众运动。这件事被称作“6.5事件”。

  6月8日,马列主义教研室部分教师,针对有些人把矛头指向校党委的形势,写出长篇大字报,列举成绩,证明辽宁大学党委领导正确。这张所谓“万言大字报”,被造反派指责为给党委歌功颂德,为运动划框子、定调子。

  6月11日,省、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辽宁大学,协助党委搞“文化大革命”。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南京大学发生了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给南大校长戴上了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使党委的处境十分艰难。邵凯同志虽然向全校师生员工表示,要“坚决放手发动群众,揭发辽大问题”,并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做了检查,但仍然不能扭转已经恶化了的局势。

  6月23日,工作组升格为工作队,并公开表态:由工作队领导运动。

  6月25日,在校园内出现了“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邵凯”的大字报。许多师生特别是党员干部,针锋相对,贴出了“邵凯是好干部”的大字块,并纷纷写大字报,为党委评功摆好,说明辽大党委大方向正确。一些师生敲锣打鼓,拥护党委;一些学生,游行集会,反对党委。但由于有报纸舆论的支持,北大、南大的先例,以及工作队撇开党委直接领导运动的暗示,使揭发批判党委的大字报,越来越多,调子越来越凶,形势急转直下,党委失去控制力,这就是所谓“6.25事件”。

  6月27日,工作队把全校中层以上干部,集中到图书馆学习。党委瘫痪,干部靠边站,学生停课闹“革命”,学校秩序大乱。工作队出面维持秩序。6月29日,辽宁省委给邵凯、杨俊超戴上了所谓“三反分子”的帽子,撤职罢官。

  在党委已经瘫痪的情况下。汪迟同志于7月12日又勉强地召开了一次党委会议,着重讨论“党委还应该、还能够做些什么工作?”并根据中层干部都已靠边站的情况,确定了各单位的临时负责人,试图坚持日常工作。但这个良好愿望并未能实现。从此,学校各级党组织停止了一切活动,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共青团、工会和各民主党派也都停止了活动。

  7月30日,工作队撤出学校。8月6日经选举产生的“辽宁大学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负责领导全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筹委会”有拥护和反对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拥护的以红纸签名,后称“红纸派”;反对的以白纸签名,后称”自纸派”。以后,以这两派为基干,几经分化和组合,形成了“辽宁大学8?31”和“辽宁大学红卫兵”两派群众组织,在社会上也分属于“8?31”和”辽革站”互相对立的两大派。8月8日,中央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十六条》更加明确地把主要斗争锋芒指向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这时,大字报越来越多,调子越来越高,矛头不仅指向校党委,而且指向东北局、省、市委。

  8月17日,学校一些造反派强行将邵凯同志拉到操场批斗。并从台上推下,造成大腿骨忻。以后,他们还让人拖着、抬着邵凯同志继续游斗。残酷的迫害,不断的折磨,使这位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曾因公致残的老党员、老干部,身心遭到严重摧残,终于在1967年1月23日含冤逝世。

  8月26日,“筹委会”仿效首都高校的一些做法,成立了所谓”黑帮劳改队”,给60多名干部和教师,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帽子,集中到一起劳动,写“反省材料”。9月5日,一派群众组织大规模地游斗了干部以后,接管了所谓“黑帮劳改队”,人数又不断扩大,迫害干部、教师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每日三次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斗;低头、弯腰、“坐喷气式”折磨;还剃”鬼头”,进行人格侮辱。有的还集中住宿,不让回家。在此期间,遭到游斗和隔离审查的先后有152人。”筹委会”被指责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自消自灭。

  林彪在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时极力煽动破“四旧”,并赞扬首都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的所谓“革命行动好得很!”辽大的红卫兵也在八、九月份,搞起了“横扫‘四旧’”的活动。他们抄一些干部和教师的家,把一些书籍字画、金银制品、高级衣物等等,都作为“四旧”进行查抄。全校共查抄了154家。查抄来的物品大部分散失,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失,政治上造成极坏影响。

  10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辽大造反派也开展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他们批干部、批工作队,到一些干部和辅导员家查抄“黑材料”,并以查“黑材料”为名,冲砸了省委档案馆。一些干部和党员由于反对“文化大革命”批斗干部的一些错误做法,就被诬为“保皇派”,加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进行批判,开除党籍。全校被开除党籍的党员有25人,被烧毁入党志愿书的预备党员152人。

  1966年,学校建成理化楼(四层,9,337平方米)、后书库(三层,1,902平方米)、药品库和游泳池(长50米、宽25米)。暑假二部四个系的学生全部迁到校部。二部教学区移交给辽宁中医学院等三个单位,共交出教学楼三栋、图书馆楼一栋,学生宿舍四栋,还有学生食堂、锅炉房、车库等附属建筑,共50,336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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