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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联合建革,工军宣队领导学校“斗批改”
2011-11-25 15:55     (阅读:)

 

 第三节 联合建革,工军宣队领导学校“斗批改”

196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毛主席发出了“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号召。沈阳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再次进驻辽宁大学(3月曾进驻一次,不久即撤出了),做两派的思想工作,促进两派大联合。在军宣队的帮助 和推动下,两派群众组织,经过协商,于1968年2月3日,达成了实现大联合的协议。撤到校外的“辽大红卫兵”于2月7日,从沈阳重型机器厂返回学校。但协议归协议,两派仍是各树各的派旗,各抓各的“大方向”,实际上是联而未合。3月15日,一派群众组织发出了所谓“彻底摧毁旧辽大黑司令部进军令”,并陆续向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等发出几十道通令,非法抓人、关人,刑讯逼供。另一派也以打倒“右倾翻案风”黑后台、急先锋为名,残酷地批斗、毒打、关押干部。当时,这种非法抓人、关人,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就是“造反派”要抓的“大方向”。数学系学生齐贵臣由于反对他“三忠于”、“跳忠字舞”,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斗争和非法专政。历史系副主任苑士兴、中文系副教授阎简弼等,也是在这个时侯,被迫害含冤逝世的。

  1968年4月18日,沈阳警备区奉命以所谓“大特务”、“三反分子”的罪名,逮捕了唐铎、李光灿两位副校长,使他们无辜被长期监护或关押。

  5月,中央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要“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学校两派群众组织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在军宣队的指导下,开始搞所谓“清队”工作。

  8月23日,两派群众组织实现了“倒旗联合”,发表了《关于撤销辽宁大学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声明》。所有人员都回到本系、本班、本部门参加活动。存在两年之久的两大派群众组织解散了。

  8月27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8月25日发出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决定由沈阳冶炼厂派出的工人宣传队进驻辽宁大学,领导学校的“斗批改”运动。

  10月8日,经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批准,辽宁大学革命委员会正式建立。校革委会由27名委员组成。主任薛玉珊(军)、副主任有赵英才(工)、迟文浚(教)等11人。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斗批改组和生活组。在革委会以及各组中。军、工宣队占有领导一切的地位,由他们领导“清队”、“斗批改”和学校一切工作。

  革委会建立后的所谓主要任务就是“抓阶级斗争”,“搞清队”、“斗批改”,把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一次全委会纪要,就以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的罪名,点了邵凯、李光灿、张萃中、唐铎等学校主要领导同志的名,并强调:“清理阶级队伍是‘斗批改’的重要环节,是整建党的基础”。鼓吹要“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地进攻”。

  校革委会建立后不久,就决定走出去搞“斗批改”。把系和机关改成连队建制,全校1,349名师生员工组成八个连队。全校组成一个“辽宁大学政治野营长征队”,并带104名“批斗对象”,于1968年10月28日,由学校出发,沿着当年“辽沈战役”的路线,向锦县石山镇方向行进。走一路、批一路、斗一路,最后折返厉家,住在农村搞“斗批改”。办各种形式的“清从”学习班,开各种形式的批斗会,还开了两次坦白交代、政策兑现大会。当场揪人,当场宣布把所谓“地主分子”遣送还乡,把所谓“反革命分子”扭送公安局。据校革委会1968年12月11日《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报告》称: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1月中旬,共清理出所谓“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249人。还搞出所谓“5.16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先遣队”等集团性假案五起。并把21名干部、教师遣送下乡,进行劳动改造。在这个期间,又有五名干部、教师被迫害致死。

  1968年下半年,有三届本科毕业生分配出校;10月13日,66届毕业生604人,分配到各市、地县工作;67届毕业生370人,根据中央指示,分配到黑龙江省北安、二龙山等地解放军农场进行为期一年的劳动锻炼。12月,68届毕业生493人。分配出校,先到农村劳动锻炼,然后到中学任教或到机关、企业等部门工作。

  工宣队进驻学校后,辽宁大学附中、附小,改为“沈冶五七一校”,归沈阳冶炼厂直接领导,从此与辽宁大学脱钩。

  1969年1月,《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强调:“必须注意政策”,“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侯,及时解放他们”。辽宁大学也开始抓落实政策和“解放”干部的工作。但每个被“解放”的干部,都要经过反复检查,接受反复批判,只有承认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才算有了“觉悟”,才能得到“解放”。

  3月,成立了由薛玉珊、赵英才、迟文浚等9人组成的辽宁大学整建党领导小组。从6月起,陆续恢复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组织生活。6月至8月,各系和机关恢复了8个党支部,支部书记都由军、工宣队成员担任。

  1969年4月20日,“辽大政治野营长征队”由厉家启程返校。从走出去到走回来,历时整整半年。在驻厉家期间,学校还派出600多名师生,参加了厉家公社的“斗批改”运动。

  10月17日,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擅自发出“紧急指示”。黄永胜等人根据林彪的旨意,下达了所谓“第一个号令”,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辽宁省革委会据此做出《关于大专院校办在农村的决定》,并安排辽宁大学到北镇县高山子劳改农场办学。全校师生员工于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分两批搬迁到高山子劳改农场。校内只设一个留守处,一些校舍移交给工厂搞生产,教室变成了车间,操场种上了庄稼,学校迁到农场后,把各系编为五个营,分散住在原劳改农场的五个大队,接受了原农场三万亩地的耕种任务。农场根本没有办学条件,只好在“三万亩地炼红心”的口号下,只种地,不上课,只办农场,不办教育。师生对这种实际上是取消教育的大搬迁,十分不满,气愤他说:“综合大学办在劳改农场,真是活见鬼!”1970年8月,省革委会又决定辽宁大学迁回沈阳。这一下一上,除师生丧失时间,荒疏业务外,家具设备损失达三分之一,仅物资损失上项就达100多万元。对这样一个劳民伤财、实际上是取消学校教育的搬迁,当时的校革委会领导却说:“下去正确,回来也正确”。

  在高山子期间,根据中央(70)20号文件精神,开展了清查所谓“5.16反革命集团”的活动。

  在高山子期间,为了办农场的需要,学校于1970年3月,将分散在全省各地青年点的校内职工子女138人,转到高山子,成立了辽宁大学农场青年点。除升学、招工、参军走了一批外,剩下80多人,在1973年辽大农场最后撤销前,又分别送向原来的青年点。

  1970年8月,69、70两届毕业生658人,在高山子毕业出校、其中有92名留校)充实教师队伍。

  1971年11月18日,举行了中共辽宁大学第四次党员大会。薛王珊代表校整建党领导小组;作了《高举“两个决议”的旗帜,坚决走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建校的道路,为把辽宁大学办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强调三个“摆在首位”:一、在一切工作中要突出政治,把路线斗争摆在首位;二、走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建校的道路,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开展教育革命,把改观换魂摆在首位;三、要建设一个“三忠于”的领导班子,把思想革命化摆在首位。这是一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继续推行极“左”路线的大会。三个“摆在首位”,就是学校工作的中心----教学,没有位置。

  这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辽宁大学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会有25名委员。常委由薛玉珊等8人组成,薛玉珊为书记。赵英才、李干卿、迟文浚为副书记。

  1971年3月6日,辽宁大学成立了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学术机构,定名为辽宁大学哲学研究所。主要任务是系统地了解和研究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其中以研究现状为主,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日本经济问题上。它的前身是1964年创建的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二所。复建后,由辽宁大学党委和省委宣传部双重领导。当时有研究人员8人,后来发展成为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1971年3月29日,举行共青团辽宁大学第四次团员大会。经过思想和组织整顿,在299名团员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恢复了团员的组织生活;建立健全了团的基层组织,全校组建了37个团支部,7个团总支。会上选举产生了共青团辽宁大学第四届委员会。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辽宁大学革委会主任薛玉珊、副主任迟文浚参加了会议,在张春桥、迟群控制下,在会议纪要中抛出了,“两个基本估计”。即: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学校广大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对十六年教育战线的全盘否定,是强加在广大教师和学校干部人上的两个精神枷锁。8月16日,校党委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传达宣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要求教师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从领导权、办学道路、师资队伍、培养目标四个方面,摆所谓“十六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八大精神支柱”(《纪要》把所谓“全民教育”、“天才教育”、“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说成是所谓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八大精神支柱”。要求广大教师承认十七年是“黑线专政”。并说,“承认不承认十七年是‘黑线专政’,不是一般认识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只有承认了,才能下决心同‘黑线’决裂,才能砸烂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专政”。这些理所当然地引起广大教职工的不满和抵制。

  1971年10月,全校师生员工开始参加批林(即林彪)整风运动,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揭露林彪的丑恶嘴脸,批判其路线实质。

  从1966年到1971年,学校没有招生,使人才培养工作出现了长达6年之久的空白。广大干部和教师,欲教不能,欲罢不忍。于是,根据当时的可能条件,从1970年到1971年,办起了师资、会计、新闻、干训等学习时间长短不等的各种训练班、学习班40多个,设有五个专业的流动大学一所,共培养训练了5,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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