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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恢复招生,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2011-11-25 15:55     (阅读:)
 

第四节 恢复招生,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1972年,辽宁大学恢复招生。到1976年为止,共招五届工农兵学员3,112名;与此同时,还招五期进修班学员,共1,591人。

  1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任命解放军干部程搏久接替薛玉珊,任辽宁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原省委党校校长苗宝泰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2月,为了迎接招生,学校进行了体制调整,取消了营的建制,恢复了系和教研室的建制。全校恢复了中文、历史、哲学、经济、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9个系,51个系属教研室;同时,恢复组建了直属校党委领导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系设革命领导小组,由原正、副营长、教导员组成。为了迎接招生,备系都按专业制订了教学计划,确定了培养目标、学制和课程安排。当时确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坚持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的革命者;培养学生具有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思想。具有所学专业的一定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成为能够从事所学专业的各种实际工作的普通劳动者。学制三年,总学时1860学时左右,这些教学计划的突出特点是:在课程设置上,文科突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在办学道路上,强调开门办学。文科以社会为工厂,以任务组织教学;理科实行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体制,以典型产品组织教学。

  1972年3月1日,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入学。全校中文、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俄语;英语、日语、计算数学、半导体物理、稀有元素、微生物等11个专业,共招收学员550名。同时,还招收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农业基础等个专业的进修班学员641名。进修班学制一年,任务是培养中学教师。

  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是高校停止招生6年之后入学的第一批大学生。学校针对他们程度参差不齐(据中文系一个班统计,高中生只占25%;理科的统计只占40%)的状况,给他们延长半年学习期限,用以补中学课程,打下一定基础,然后再用三年时间上大学课程。教师为了保证学员的学习质量,认真编写教材(1972年,全校共编写教材109种。参考资料63种),认真备课,认真讲课,一心想教好。绝大多数学生也都珍惜上大学的机会,认真读书,认真听课,一心想学好。特别是在周总理提出要加强基础理论教育以后,在教与学上,确实出现了一个好势头。但这种转机刚刚开始,就被江青、张春桥等人掀起的所谓“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给扼杀。

  1972年6月,重新组建了辽宁大学民兵师,设10个营,一个武装基干连,7个专业分队。

  8月17日,中共辽宁省委任命陈北辰、汪迟为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免去苗宝泰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

  1972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同志,应邀为《辽宁大学学报》刊名题字,1973年5月,《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恢复出版。1974年2月,国务院科教组批准《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从1974年第一期起,在国内外公开发行,从创刊号起到粉碎“四人帮”上,学报共发表文章335篇。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考生张铁生在考卷背面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江青、张春桥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攻击搞入学考试“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复辟”,是“反攻倒算”。并把张铁生吹棒为“反潮流的英雄”。毛远新也来辽大大讲张铁生的信,“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也指向教育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教师。他还以考张铁生的理科试题,搞突然袭击,对辽大100名教师进行考试,引起广大教师的强烈不满。有33人断然拒绝答卷,收上来的卷子,也有些人一字不写,以示抵制和抗议。在讨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中,又掀起了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浪潮,使得教师无法认真教课,不敢严格要求;学校也把考试制度一律改为“开卷考试”、“开门考试”。

  1973年9月,根据国务院科教组批孔座谈会的要求,辽宁大学在批林整风中,开展了批孔(即孔子)运动。为了批孔的需要,文科各系调整了教学计划,哲学系提前开了哲学史;中文、历史系增开了《封建论》、《孔子世家》、《论语》、《先秦思想史》等课程和专题,全校普遍把批林批孔列为专题课。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运动中,“四人帮”利用高等学校作他们的舆论工具。在此期间,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辽宁大学印发了大量儒法斗争史辅导材料;派教师到许多单位讲儒法斗争史,作批林批孔辅导报告,散布了错误观点;还成立了十几个大批判组,在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文科各系还把批林批孔和所谓“改造旧学科”结合起来,以儒法斗争为纲,改造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经济史等课程的学科体系,重新编写教材。

  从1973年12月起,江青一伙又把“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同批林批孔联系起来,掀起了“批林批孔反回潮”的运动。在辽大把加强基础理论教育、提高教学质量、补中学课程等等,都打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扣上“克己复礼”的帽子,说这就是“悠悠万事,唯此为人--提高教学质量”。教师认真教课,被诬为要把学生领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老路上去;领导干部抓教学质量,被指责为“打顺风旗,敲和平鼓,为回潮鸣锣开道”。驻校工宣队发出《为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而斗争》的文件,批判“智育第一”、“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提高教学质量”等等,并给学校主要领导干部“吹氧”。即所谓帮助学校主要领导干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结果,教师不敢认真教了,学生不敢认真学了,延长半年学习期限补中学课的措施也被砍掉了。另一方面,开门办学和劳动的时间却增多了。当时的开门办学,突出阶级斗争主课,忽视科学文化课;强调实践,忽视理论;强调群众作用,否定教师的主导作用。实际上是以干代学,开门而不办学。

  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中,1974年5月,校党委决定从各系选出49名工农兵学员,参加学校各级领导班子,实行所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工宣队加派了14名队员,参加校、系(大组)两级领导班子,实行所谓“掺砂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1973年8月,根据省委的指示,辽宁大学经济系成立了苏联经济研究组,对苏联经济进行研究,并编写出刊《苏联经济资料》,内部交流,供领导部门参考。

  1973年9月,根据中共辽宁省委的决定,由陈北辰同志任辽宁大学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程搏久同志任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1974年2月10日至3月12日,根据省委的决定,辽宁大学组织全校2,100多名师生,分别到本溪、朝阳两个地区的117个公社(农场),宣传中央(74)1号文件,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在筹备朝农现场会时,国务院科教组薛玉珊来到辽宁大学,要求“综合大学要好好学朝农”。于是,学校主要领导人率领机关各大组长、各系党总支书记等24人,于1974年11月25日至30日,到朝阳农学院学习所谓“朝农经验”。回校后,提出了《关于学朝农、迈大步,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几点意见》。《意见》将学校培养目标改成:“培养会做工、会种田、会打仗的普通劳动者”,并提出了“来自工农,回到工农”,“在校是工农兵,毕业还当工农兵”的口号。在办学道路上,实行几上几下,开门办学。文科以社会为工厂,以战斗任务组织教学;理科实行厂校挂钩,以典型产品组织教学。并规定文科要有三分之二、理科和外语要有二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到实践中去,“边战斗、边劳动、边教学、边服务。”学朝农之后,政治运动和劳动更多了,当时人们把这种做法概括成一个公式:“运动+劳动=教育革命”。师生不满地说:“政治运动和劳动的时间没有限制,要多少有多少。文化课教学的时间可冲可占,可有可无,剩多少算多少”。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马克思、思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33条。全校师生立即进行学习,并从3月1日起组织1,100名师生,到新城子区12个公社70个大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宣传活动,同社员一起学习,并帮助农村办学习班。在校内也举办了部分理论教师和学员的学习班,并将学习班上大家的体会,整理编写成六期学习简报;还应一些单位的邀请,由经济系张永谌、刘波等13名。师生到60多个单位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听众达五万多人次。但师生们坚持正确阐述马列主义关于按劳分配原则和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却触犯了所谓“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权威”的“张春桥思想”、“姚文元精神”,因而遭到“四人帮”在辽宁的势力的打击。他们借工人理论组的名义出简报、发内参、放录音、搞批判,硬说“辽大教师搞修正主义”,“搞拉萨尔主义”,指名批判张永谌、刘波同志。毛远新在几次会上大骂辽大教师,说“世界上石油缺,石油涨价:粮食缺,粮食涨价;现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书虫子’爬出来要高价”。但毛远新等人抡“大棒子”、扣“大帽子”、搞批判,并没有吓倒坚持真理的辽大师生。张永谌、刘波等同志顶着“四人帮’的高压,不仅拒不检查,而且在校内外继续宣传自己的正确观点。校内一些干部和政治理论课教师,以及系党总支和校党委。第一书记陈北辰同志,也旗帜鲜明地支持他们的正确观点。为了澄清理论是非,有的同志还到省委宣传部,和他们当面讨论,以澄清他们所发简报中的错误观点。由于辽大广大教师和干部坚持斗争,毛远新等人拟在《辽宁日报》上搞公开批判的计划未能得逞。

  1975年2月,海城地震,使辽、浑、太三河大堤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4月,辽宁大学全体师生到台安县,参加修堤劳动,为确保大堤安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根据教育部的通知,于1975年4月,学校重新组建了留学生办公室。9月1日,有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12名留学生来校学习。这是辽大第一次接受第二世界国家的留学生。

  1975年6月16日,共青团辽宁大学第五次代表大会开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辽宁大学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会由25名委员组成。

  8月25日,根据省委的指示,免去程搏久、李干卿、李平忠、袁舜仁在辽宁大学的职务,回部队工作。

  1975年,周思来总理病重,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义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教育部长周荣鑫也在邓小平同志支持下,抓了教育工作的整顿。但从11月份开始,在全国推广迟群炮制的所谓清华大学经验,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周荣鑫同志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随后又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辽大也从12月22日起连续召开党委扩大会、中层干部会,开展所谓“批邓”活动;组织各系师生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技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但广大师生,广大共产党员,对“批邓”始终是不积极的、抵制的。他们不仅不批。有的同志还主张:“对《论总纲》应该好好组织学习!”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思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无限哀痛。“四人帮”却禁止人们开展悼念活动,连戴白花也被禁止。但广大群众热爱周总理的感情是谁也压制不住的,要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也是谁也阻止不了的。当时辽大图书馆,就在一楼大厅摆设了周总理的灵堂。在大幅横额上写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许多盆鲜花簇拥着周总理的遗像,供全校师生瞻仰。校革委会曾派人干涉,但悼念者们坚信悼念人民的总理没有错,坚持不肯撤。

  1976年5月,按照全国的统一部署,学校开展了“追谣打反”活动。天安门事件以后,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义愤越来越大,到处都在议论“四人帮”的问题,使他们极大恐慌,急急忙忙搞起所谓“追谣打反”来,企图把群众的不满情绪压下去。辽大在“追谣打反”中,曾有1,240人,摆出议论“四人帮”的问题2,000多条。这说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已经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全校师生员工万分悲痛。在悼念朱德委员长时,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中换掉朱德委员长题写的校牌子,十分愤慨,当时就有人要求重新挂上。粉碎“四人帮”后,在纪念朱德委员长逝世一周年时,校党委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做出决定,重新挂上了朱德委员长题写的校牌子。

  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校广大师生员工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师生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

  10月16日,传来了党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喜讯,全校一片欢腾。连日举行声讨王、张、江、姚罪行大会。上街游行,“鸣放鞭炮”,热烈庆祝。大家相信在粉碎“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以后,中国历史必将出现一个崭新的时期,辽宁大学也必将开创历史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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